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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杨锐知道更多的还是民间的新闻，对于政界尤其是高层的新闻知道的不甚了了。

    　　反正，他知道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，中国和西方都是蜜月期就行了。

    　　至于具体而微的地方，杨锐也就关心不到了。

    　　但是，对于乔公、蔡教授和朱院士等人来说，这个时机却是异常重要的。

    　　乔公紧接着亲切询问了杨锐实验室和项目的情况，看他说的顺畅了，笑问道：“看起来你想的很清楚了嘛，还有什么要求，就继续提出来好了，大胆一点，不要替我省着。”

    　　他说的如此大方，以至于做笔记的秘书都偷偷抬头，看了看现场。

    　　朱院士也趁机道：“杨锐，乔公都这么说了，你就放心提吧。”

    　　他太知道乔公，或者说上层对诺奖的态度了。

    　　当年国内获悉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奖之后，许下的条件比今天不知优渥到了哪里，若是能够得到一个原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，中国的大方，或许会让某些西方国家相形见绌。

    　　这种大方是贯穿始终的，50年代的中国追逐杨振宁和李政道，70年代推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，到2001年的时候，埃克斯篷在中国，还被问到，中国怎样做才能让自己的科学家而不是国外的华人获得诺贝尔奖——这已经属于病急乱投医的范畴了，埃克斯蓬的回答更加狗血和不负责任，他的建议是去中学，发现聪明的小孩，培养他们，给他们支持，在恰当的时间里，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恰当的研究条件，并且允许他们自由思考。

    　　埃克斯蓬显然不知道，中国还有中科大少年班这种强悍组织的存在。不过，换一个角度说，中科大少年班正是因为杨振宁的建议而成立的，在这一点上，两个人的观点倒是出奇的一致。唯一的问题在于，中国人根本等不及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起来。

    　　70年代末建立的中科大少年班，成员多是十几岁，他们的研究高峰要到30岁乃至于35岁以后才出现，获奖或他类高峰还要晚上个十几二十年的，换言之，2020年前后的中国人，才能在朋友圈里刷到成批量的少年班鸡汤，虽然也是同样一批人，就在几天前，还在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。

    　　总而言之，国内政府尤其是高层，对诺奖的渴望是无与伦比的。

    　　只不过，这东西以前从未落到过中国人头上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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