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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三名工人瞬间吓了一跳，杨锐说的这几句话，正是严打期间流传甚广的名言。

    工人们其实本来就是忐忑不安的，因为严打还没结束呢，大家也就是仗着人多和国企的身份，再加上一腔热血，才做起了罢工的事。

    应该说，一腔热血是最主要的原因，热血随着时间会冷却，因此，罢工的时间越长，他们自己反而是越害怕的。

    就像之前的公安局的官员说的话，罢工的那股子劲过去以后，背都要被冷汗打湿的。

    而且，京西制药总厂的工人，终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。国企工人是拥有财产的，而且，他们的财产还很有价值，不算单位可以住到老死的房子和数量不等的存款以外，最大的财产就是工人的编制和身份。这层身份，不仅会带来远农民，不逊于知识分子的收入、奖金和社会地位，还意味着单位会负责他们的生老病死，治病报销，读书建校，退休钱，过节礼，更有甚者，工人的编制还是可以作为遗产，留给子女的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顶替是也。

    在比较好的单位，招工和顶替两项，几乎能够解决一个家庭两三个子女的工作问题。

    所以，如果真的严格起来，没有哪个工人能坚持在罢工的第一线。

    因为工人是依附于工厂，又掌握着工厂的人，这样的有产的工人，本身就是工厂的主人，怎么可能有主人罢自己的工呢？

    无非是要挟罢了。

    “依我看，罢工根本不是问题。”杨锐这样说着，直直的看向茅市长，道：“只要想解决，您有的是办法来解决，何必一定要强迫我，来通过一项有问题的药品呢。”

    茅市长有些失神，他不是为杨锐提出了解决方案，而是多少有些被杨锐的风度所折服。

    茅市长不由想到，自己少年时，老夫子用陕北口音的土话读诗经：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锡，如圭如璧。宽兮绰兮，猗重较兮，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。

    茅市长将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”背了两遍，暗暗自嘲，可惜，当年的我，并不是翩翩少年，更称不上文采奕奕的君子，也做不到诙谐幽默又不为人刻薄。

    杨锐大约也是没有完全做到的，然而，这只是让茅市长更加感慨杨锐的年少，与世事之艰难。

    他其实很能理解杨锐所能面临的压力。在十年以前，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，许多人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

    然而，人们面临压力时的解压方法是不同的。

    有的人崩溃了，有的人胡乱攀咬，有的人同流合污……

    只有极少数的人，会像是杨锐这样，有理有据的对抗，沉静思考，冷静应对，甚而给人以威武不能屈的感觉。

    再想想杨锐做此事的初衷，茅市长更是不知作何评价。

    如杨锐自己所言，他本可以让此事无声无息的过去的，异日，就算律博定出事了，也追不到杨锐的头上。

    但杨锐并没有这么做。

    他选了一条最难的路。

    就像十年前，一些人的选择那样。

    茅市长不自然的想到了一些同事，一些前辈，和一些朋友们。

    他们是傻吗？

    也许。

    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吗？

    是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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