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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可以想见，当同龄人为高考sat的时候，沃森同学肯定是不慌不忙的，当大学同学为读研还是工作踌躇不定时，沃森同学都不用考虑这种事，而当同事在实验室里拼命工作的时候，沃森同学实际上是战胜了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实验室，富兰克林实验室，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实验室，才最终摘取了诺贝尔奖桂冠。更准确的说，沃森同学其实也没有真正成神，因为他并未完全战胜威尔金斯，而是与威尔金斯，以及自己的合作伙伴克里克共享了诺贝尔奖。

    在诺贝尔奖以下的普通科研世界里，理查德的科研之路也是蛮顺利的。大学以前的经历自不必说，他甚至没有遇到过竞争者，进入大学以后，理查德依旧是校园中的佼佼者，最终进入全球排名前10的加州大学任教，证明了理查德是生物科学界最顶尖的一撮人。

    但是，在教授的位置上，理查德遇到了强烈的挑战。

    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，理查德的对手不再是同龄人，也不再是同学同事，更不会仅仅是一个实验室内的几条实验狗。理查德的对手，是全球各大高校，各大公司，各个研究机构的实验室。

    而这些实验室，是不会满足于一篇小论文，一点小创新，一些个小机灵的。

    就像是50年代的卡文迪什实验室，威尔金斯实验室，富兰克林实验室和鲍林实验室同时将目标瞄准dna结构一样。每个时代的一流实验室，乃至顶级实验室，都盯着那些科技前沿的重量级热点。

    然而，有深度，有价值，有影响力的重量级热点，永远就只有那么些，它们就那样摆在桌子上，等着研究者去破译。

    坐镇世界一流实验室的结果，就是永远的竞争，竞争和竞争。

    理查德还不敢和顶级实验室竞争，可即使如此，理查德还是经常面对失败。

    在一些竞争中，理查德是胜利者，但在另一些竞争中，理查德却是失败者。

    理查德不是不能忍受失败，只是败给杨锐，一名第三世界大学的大一学生，理查德实在是难以承受。

    不仅是他不能承受，加州大学和投资人也不能承受。

    “我们站后面一点。”理查德躲在阴影处，大脑飞快的转动着，手里的铅笔，似乎随时准备记录下杨锐演讲中的纰漏。

    杨锐的论文也许是严谨而自洽的，但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，理查德不相信杨锐还能如此的严谨而自洽。

    论文是可以写了再改，斟酌再三的，问答阶段的回答，就要全靠个人积累了。

    别的不说，光是杨锐的年纪，就足够理查德鄙视了。

    台上的杨锐也确实有一些紧张。

    报告会从来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。

    所谓的机遇，就是一次成名的机会，尤其是这种有上百人参加的报告会，很容易让一名地区性的专家，变成世界性的专家，而在业内，这就意味着来自哈佛剑桥之类的名校的邀约，或者是各种国际组织中的职位，若是专业相关的话，一些联合国乃至洲际组织的临时聘用，更会让一名研究员获得丰富而广泛的研究资金。

    然而，赞扬的背后，也可能是批评与冷漠。

    不是每次的报告会都有好的结果，如果被同行诘问的无法回答，一名专业的研究员就可能变成专门的笑话，进而失去科研资金的来源，甚至丢掉已经获得的职位也是很有可能的。

    某些时候，正确但太过超前的言论，依然会得到毫不留情的嘲笑，而这些，正是杨锐最担心的。

    当然，最多的结果还是冷漠。世界每天都在进步，而能影响世界的科学技术，却不是想有就有的，有时候出现了，也不一定会被发现。

    全球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在举行，最终能引起话题性和轰动性的，也就是那么几个而已。

    像是今天的“国际医学与生物大会”，同时有四五个报告会在举行，平均两小时一波，一天就要举行二十场以上，能被人记住的少之又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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