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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卖肉的男人瞄了杨锐一眼，举起刀，道：“五花肉没有，肥肉也没有，人人都想要肥肉，肥肉给了你，别人怎么买。”

    “那把这条肉切给我。”杨锐指着一块较肥的说。

    “只能横着切，不能竖着切。”

    “哎，怎么还有这种规矩。”

    “你知道挑好的，别人不知道？好的让你挑走了，剩下的我怎么卖。到底买不买？”

    同样的理由，理由充分的让杨锐无可奈何。

    好肉差肉一个价，就是这样的结果，杨锐也无心争辩，干脆道：“这整块都给我。”

    “这块有十斤呢。”卖肉男再次看了杨锐一眼。

    “我都要了。”杨锐心想，大不了剩下的存冰箱。

    “票。钱。”卖肉男没称重，先等着杨锐掏东西。一个普通人一个月只发一两斤的肉票，攒下来买十斤肉的虽然有，小年轻却少。

    杨锐不再计较，掏了两下兜，在附近人怀疑的目光中，拿出钱包，找出肉票，丢在了案子上。

    卖肉男的脸颊抽了两下，不言声的将肉丢给旁边另一人，后者，一手提秤，一手平搓秤砣，报数道：“十斤八两，九块五毛。”

    杨锐数了十块钱和11斤的肉票，拿了找零，挤出拥挤的人群，已然是一身大汗，心里更是半点的购物欲都没有。

    休息两分钟，杨锐义无反顾的重新加入了一个新队伍，然后听着旁边频繁发生的吵架当戏剧消磨时间。

    像是后世菜市场那样，所有菜贩子都等着消费者上门的好事，在1984年是不存在的。事实上，这些拥有北京户口和国家正式工作的菜场职工，是以奉献的心态对待顾客的，所以，当顾客不能理解他们的奉献的时候，动辄怒气冲冲的制造吵架事件。

    买菜的顾客，其实也习惯了吵架。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喝，你不吵不闹，人家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，那辛辛苦苦赚的钱，存的票就浪费了，只有会吵会闹的，才能用不多的收入，操持出一桌丰富的饭菜，

    杨锐平日里也不做饭，更少来菜市场，只能随波逐流的跟着人群。

    又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买到带鱼和大黄鱼，杨锐总算满意了一些。

    80年代的中国，市场上的海产基本都是野生的，野生带鱼在后市也不算稀奇，而且就价格来说，80年代的带鱼也不能说便宜。但大黄鱼却是非常的出挑。

    到90年代末，国内的野生大黄鱼就很少见了，至于30年以后，网箱养殖的大黄鱼都能当野生的出售了，即使如此，两斤重的大黄鱼已经很少，三斤以上的更是要卖到3000元每斤，也是靠着一条大黄鱼一万块钱，领导们才能轻易的办下十万元一餐的酒席。

    而在1984年的东单菜市场，一两斤重的大黄鱼随处可见，偶尔还能看到四斤重的新鲜黄鱼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么好的鱼，市场工作人员会自己花上几毛一块的，带回家去吃，没点关系也是买不到的。

    不过，杨锐觉得两三斤重的野生大黄鱼就非常好了，倒是没有强烈的追求“大”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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